党的十五大和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推进机构改革的任务。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温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对于作好机构改革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奋斗多年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是好的，至少“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37页。下引该书，只注卷数页码）；但“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第二卷第337、327页）。因此，他严肃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第2卷第322页）邓小平在这里指出的国家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的改革理所当然地包括机构改革在内。
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显著成效，但“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情况日渐突出。正是在这种条件下，邓小平同志看准时机再次向全党提出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他在多次谈话中讲到：“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第三卷第176页）因此，邓小平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第2卷第326页）他告诫全党，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第二卷第333页）
由此观之，机构改革并不是今天才提出的，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中，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早已高举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旗。为此，我们应该以对历史对前人、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机构改革的必要性和艰巨性，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做好改革的每一项工作，完成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
从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论述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在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时，还是在具体执行改革方案的过程中，邓小平都非常重视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精简机构要涉及到几百万人，既有干部，也有普通工作人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也实行整顿精简，涉及的人就更多，问题很大，但“正是因为大，工作就要作细”（第二卷第397页）。其次，我们对改革“应该抱有必胜的信心”，“不管怎样，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第二卷第398页）。再次，“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但是，“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第三卷第177—178页）。第四，“精简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很完备，大体上差不多就行了”，但对于定下来的方案，在具体执行时，原则上要从紧，要“硬着头皮不放宽”（第二卷第399页）。第五，精简机构，“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有几百万人要出，应该注意解决好；但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第二卷第400页）
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提上日程的，因此，它的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更新其内容。综观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他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解决好党政分开的问题；二是解决好精简机构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邓小平同志总是适时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不超前，也不滞后。
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更是思虑周详，细致入微。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他要求全党“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并大胆破格提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第二卷第324页）；第二，他指出，在机构定编后，一部分人在岗位上工作，另一部分人可以抽出来轮训，学习考试合格后再到岗位工作，再让在岗的人去接受轮训（第二卷第397—399页）。
由此观之，邓小平在提出改革现行政治体制的任务时，并不是想当然，而是慎之又慎的。他的这种态度是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也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正因为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审慎的态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可喜变化。
邓小平同志曾多次谈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三卷第179页）；第二是要“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卷第179页）；第三是要“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第三卷第180页）。邓小平说：“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希望。”（第三卷第180页）。
针对一些人政治体制改革会消弱党的领导的忧虑，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第二卷第341页）他说：“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应该“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第二卷第321页），党政分开后，工作效率应该大大提高，“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工作也加强了”（第二卷第340页）。针对党和政府机构中存在的“臃肿重迭、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邓小平提出，这种现状，“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他还响亮地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第二卷第396页）“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第二卷第397页）
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现行政治体制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的。他的心中装的是国家和人民，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在今天的机构改革中，我们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该从邓小平理论的学习中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忧国忧民、为国为民、利国利民的伟大情怀，顾全大局，努力做好各项工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